第36章 鞑靼兵力、财力；洪饷、士绅向背；历史的轮回

　　守序翻开台北府搜集的关于鞑靼人兵力的情报。

　　满汉蒙八旗定甲8万，实际人数是个迷。

　　老八旗入关来，因战阵、天花、流感、痢疾等原因死亡甚多，期间有一些抓捕生女真、招募零散投效蒙古人、给汉军和包衣抬旗等补充人口的措施。很难弄清八旗到底有多少兵，只能大致估计在5万至7万之间。

　　绿营没有旗田，台北通过鞑靼户部额发军饷和其他能搜罗到的材料，整理如下。

　　各省驻防绿旗兵丁：

　　京营，2000。

　　北直隶，44800。

　　山西，20000。

　　陕甘，90000。

　　山东，20000。

　　河南，14100。

　　江南，71602，其中沿海水师3000。

　　江西，27600。

　　湖广，49460。

　　四川，57200。

　　浙江，62500，各镇水师估计近万人。

　　福建，陆师77345，水师25000，合计102345。

　　广东，76820。

　　广西，32640。

　　非常明显，绿营兵以江南、浙江、福建、两广最多，沿海四地合计超过34万兵额。再加四川、湖广两个内陆前线近11万兵额，战地六省合计45万兵额，占鞑军总数的一大半。

　　额设官兵69万余人，这是发饷的兵额，考虑到空饷，战斗减员等因素，实际没这么多。但南方前线作战部队有很多是抽调自北方各省的随征八旗和绿营兵。两相叠加，驻扎在前线各省的部队不会比40万少太多。

　　以上不包括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继茂、沈永忠、线得安代领孔有德，五汉藩的藩下兵丁。

　　不包括在鞑靼人控制区内，服从调遣的土司兵。

　　也不包括外藩蒙古内扎萨克诸旗，如科尔沁、察哈尔、喀喇沁等。

　　五汉藩共有100多个佐领，以吴三桂最强，一人拥有53个佐领，占其中一半。

　　八旗一佐领披甲人不到100，五汉藩旗下佐领普遍超过200甲，户口和奴才比八旗佐领编制大得多，兵力充足。

　　各省驻防绿营兵额是鞑靼户部额发军饷的依据，并非实际兵力。在战地，绿营兵可以征调乡兵、壮丁补充军队，这部分人的开支很少，不好估计。

　　鞑军养这么多军队，当然是付出全国财力。

　　继承明朝，鞑军官兵待遇主要分两块，折色军饷，本色禄米、马料。

　　不计旗田和其他八旗兵特殊待遇，八旗马甲常额3两，月饷比绿营马甲2两高三分之一。八旗马甲禄米23石，绿营马甲3.6石。

　　八旗兵出门打仗的行装、盐菜银和赏银，八旗也是绿营的两倍。

　　基本上，顺治朝常额折色军饷在2400万银，本色禄米马料大约220万石粮，豆料10万石，马草千万束。

　　此外还有战时军饷、军火军需、后勤兵站挽马、船运开支，都有详细标准。鞑靼人在这方面的管理比明朝严格，做的更好。

　　通算下来，1年军费开支钱粮应当在4000万（单位：贯、石、匹、两、束）左右。

　　战争期间，这些钱当然是不够的，还有摊派和勒捐。军队一应开销，包括铁锅在内全摊派到地方。这个金额没法统计。

　　此外，强征壮丁拉纤，运粮。用人命省钱，无法统计折多少银子。

　　还不够，只能欠军饷。

　　非战地绿营兵被欠饷是非常普遍的事。绿营兵日常可以用官兵身份做点杂工和其他小生意，朝廷对此默许。

　　即便是战地绿营兵，欠饷欠粮也是常事。战地兵被欠饷当然也可以做生意补贴，但那个太麻烦，更简单的选择是屠城屠村，直接抢多方便。无法统计。

　　以上并非鞑靼人全部实力，他们还有动员潜力。尤其是北方河南、直隶等几个省，和平十几年了，生产力得到极大恢复。预借税收，勒捐摊派，极限爆发，鞑靼人贯、石、匹、两、束五种单位搞到7000万问题不大，也就是宋朝的水平。

　　洪承畴从北方各镇抽调到湖南的1万1千多精锐绿营兵，精挑细选，腹里弱兵全不要，都是边军好手。军队人数不多，猛将一大把。

　　白广恩（松山会战十三总兵之一）、李本深（高杰部提督）、胡茂桢（高杰部总兵）、王辅臣等等近二十个老将。

　　老洪是个镇压农民起义的老手，对付孙可望、李定国的军队就属他经验最丰富。这家伙在湖广拉了一道五千里长边，以湖北对夔门一带的顺军、明军余部，以湖南对西营。

　　就这些精兵猛将都被欠饷坑惨了，在湖南逃亡近半。

　　洪承畴的战略是“以战为守，以守为战。”

　　用人话翻译过来，就是稳固防线，屯田补给，压缩明军活动范围，将战争从会战，运动战拖进攻城守城战。杨文弱四正四隅，十面张网的老一套。

　　洪承畴无力进取，但他基本能守住防线。

　　夔门顺军、明军东进被挡住了。

　　钱谦益在家策划了一个明军沿长江东西对进的计划，即舟山明军出舟山入长江向西打。孙可望出湘江入长江向东打。

　　计划非常宏大，西营和舟山两军相差大半个中国，钱谦益居中串联，差点办成了。老钱在鞑靼官场有不少朋友，有这层掩护，搞事情比较方便。

　　在东面：

　　舟山与浙江、江南三路来的鞑靼军决战。沈廷扬基本全歼苏州总兵王燝的吴淞水师。周鹤芝、周瑞和增援的郑彩挡住三心二意的台州总兵马进宝。阮进挡住定海总兵张杰。

　　鞑靼集结的600多艘战船损失一半，舟山压力大减。于是张名振、张煌言率船队上崇明沙，包围崇明县城但没打下来。张名振、张煌言本人向西，过江阴鹅鼻嘴，镇江圌山门、焦山门，戎克船的战斗力实在有点弱，明军打不下岸上要地，只得在金山寺遥祭明孝陵。

　　在西面：

　　  1655年5月，孙可望派刘文秀率马步6万人，40多头战象进湖南。这是孙可望攒出来的第二波强兵。

　　北京当然派八旗兵增援洪承畴。

　　两军在常德决战。

　　没有悬念，西营大败，再次退回贵州。

　　会战结果最真实，剥开文人虚词伪饰，直接看西营出兵以来历次战役的结果很残忍。

　　李定国打赢衡州，消耗很大，导致桂林失守，一度后路被断。

　　刘文秀在保宁决战败于吴三桂，全军崩溃，损失数万军队。

　　孙可望在宝庆周家铺—三岔口败于屯齐，损失惨重。

　　李定国在广东一败于肇庆，二败于新会。修城堡最容易学，耿继茂招募葡萄牙人与荷兰人，把战略要地新会城修成星堡。定国打不动，围城大半年，最后撤退时被鞑靼骑兵追击，崩溃了，损失战象十余头，大半精锐丢完。

　　刘文秀于常德再次大败，不仅断送了会师长江的计划，更是断送了西营前途。这哥们打仗实在是不行，这次回去后孙可望把他撸了。

　　西营出山以来，决战就李定国在衡州惨胜了一次，其余全是败。能挺到现在，全靠孙可望刮地皮厉害，有些恢复力。

　　西营在战场的表现，勉强可用顽强二字来评价。

　　随着云贵潜力消耗殆尽，西营必将走向内讧，和人品道德全无关。

　　明朝叫花子兵一年常额军饷20两/石，低于这个水平不用打仗，军队再多都是等死。

　　因没钱没粮内斗是标准流程，明军逃不掉，顺军逃不掉，郑成功逃不掉，西营当然也逃不掉，谁都逃不掉。

　　没1千万两白银收入和1千万石粮食产量打底，和鞑靼人打仗没戏，实力差距太大，全是绝望的战斗。

　　守序合上鞑靼兵力、财力和军情报告。

　　他对洪承畴有了点兴趣。

　　鲁江浙闽四省并无决定性的陆战，陆地战场全看西南。

　　鞑靼人有3个统帅。

　　四川吴三桂，湖广洪承畴，广东尚可喜。其中洪承畴坐镇中路，最为要害。

　　顺治帝选择洪承畴当主帅，真是选对了人。

　　老洪实战经验丰富，资历老，绿营将军几乎全是他当年在明朝当总督和督师的部下。

　　历史仿佛来了一个轮回。

　　西南明军主力是闯营和西营，鞑靼人给明朝扣一顶流寇的帽子，战场似乎又回到近20年前，洪承畴带着明军围剿农民起义军的模式。

　　老洪对这个太擅长了。

　　洪承畴此前一直被多尔衮压制，咸鱼翻身是因为多尔衮挂了，济尔哈朗给他撑腰。

　　洪此番出任湖广、江西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广东六省经略。

　　辖区内，所有总督、巡抚、提督、总兵，包括镇守湖南剿抚将军续顺公沈永忠在内，悉听其节制。后来是尚可喜、耿继茂两藩王联合抗议，北京考虑到让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的下等奴才统辖藩王，确实有点不像话，就把广东从洪的辖区中独立出来。

　　  1645年洪承畴初次经略江南。

　　当时他无权调动八旗兵，甚至连绿营兵，洪承畴也得与镶红旗都统叶臣商量使用，更要听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的调遣，其实没多少真正的军权。

　　  1654年洪承畴开府长沙。

　　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，事后上报而已。一切军事，均可便宜行事。五省辖区内，文武官员升、转、补、调，洪一言而决。文官五品以下，武将副总兵以下，洪可先斩后奏。

　　这权力大到吓死人，上次鞑靼朝廷有这么大权的臣子，还是入关初期多铎、博洛几个宗室诸王南征大将军。

　　洪承畴从北京出征，一路意气风发，如其所曰，“横秋看剑气，跃马渡金波。坐策连云骑，亲挥指日戈。”

　　当真是心高气昂，直冲云霄。

　　一路上有很多人跪在路边，投效在洪承畴门下。

　　长沙开幕府，洪承畴用门生、马仔、幕僚把湖南全省的官员换了一茬，又招募本地人才、武将，扩大统治基础，瓦解明军根基。

　　湖南情况非常惨，这里是明军和鞑靼人拉锯十年的主战场。“尽天下之民，极百姓之苦，未有甚于湖南者。”

　　各路势力来了都要打劫几遍湖南人民，济尔哈朗南征更搞了几次大屠城，湘潭屠杀尤甚。沈永忠在时，对湖南残余的皮骨之民提前征收了3年税粮。

　　洪承畴在直接管辖的湖广（两湖）搞屯田恢复生产，加派九厘洪饷。

　　洪饷即辽饷，鞑靼人入关后曾经一度废除，废辽饷本身是一项德政，鞑靼人初期很多地方传檄而定，江浙望风迎降与三饷有直接关系。明朝江南赋税极重，加派三饷后更是苦不堪言，士绅被三饷搞得对明朝绝望了。弘光年江南传说中的满人来了有大恩德，指的就是废三饷。

　　因为西南、东南战事紧迫，鞑靼人迅速把洪饷向全国推广，在江南收得更狠。以鞑靼皇帝（康熙）自己的评价，江南很穷，士绅穷百姓穷，不如北方，被三饷搞惨了。重开三饷后，满清财政收入暴涨1000万两，他们在江南收得更狠。

　　需要强调再强调，逻辑关系绝非明朝收不上江南士绅税，江南士绅心向鞑靼人，鞑靼人来后抽重税，江南士绅起义反抗。

　　历史真实是明朝对江南士绅压迫太狠，收的税太重，江浙几个府负担了全国近一半中央财政收入，加派三饷后更是苦不堪言，所以明朝在南方民心丧尽。鞑靼人来了轻徭薄赋，废除三饷（部分地区未落实），江南这才望风景从。直到剃发令出台，激起南方普遍反抗。鞑靼人军事压力越来越大，在入关10几年后才重新开征三饷，并在江南严厉追饷加徭役。这时反倒没有大规模抵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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